钟敬文先生97岁了。97岁的钟先生仍在授课讲学。地球上的百岁老人何止万千，能上堂授课的可有几位呢？
我不是钟先生的弟子，对钟先生的认知崇拜却很有些年头了。记得在美院做学生时，在图书馆内翻到一册20年代版本的民谣儿歌，拿起就不忍放下，并将若干片断抄录在小本本上。歌谣搜集研究者钟敬文先生的大名从此就铭记于心了。后来，钟先生的诗词、散文以及有关民间美术民间文化的论文也读过些，最令我惊奇的是一联28字山水画题句：霜重溪桥落晚枫／寒烟消尽露晴空／幽人领得秋风味／家在青山黄叶中。题句奉校长之命而作，当时钟先生刚入中学，年纪不过十一、二岁。我曾想，诗才横溢的这位神童，后来成就为我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泰斗，似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能够在世纪初叶踏上泥土路走入民间却不简单——那是一条冷清的、短缺“效益”的路，上路者需要何等样的眼光与勇气！故尔，我对钟先生的崇敬又添了几分。遗憾的是，许多年过去，却从未有过与先生谋面的机会，虽然先生执教的北师大与我工作的天津城相距不过百里之遥。
撰写这篇短文的起因，是不久前在国家民委研讨会上听到了钟先生为湖北教育出版社新版的、我的一册小书《中国孩子的梦》写下的书面发言——由先生的女弟子张教授代读。
当时我的坐位正巧挨着张教授，听她朗读钟先生那精辟又全面的二百字，我的眼睛有些儿发热，这位老先生是多么仔细地阅读了《梦》，又是多么理解十多年来我为《梦》付出的辛苦……几乎未加思索，在张教授朗读完毕之后我低声问道，可以去拜望钟先生么？
北师大有十余幢色泽灰败的两层小楼，50年代为校园内高级住宅，得“小红楼”之美名，“小红楼”现在可以说有点残破凋零，并有“文革”抄家批斗的不快回忆，但他老先生并不在乎，他喜欢的是这片旧楼周围树丛的清幽。
我终于见到了景仰多年的钟敬文先生。
老人坐在书房里。书房不小，可以活动的空间却不大，除去门窗书案坐椅，从地板到天棚无处不是书。我等落座的一张三人沙发直被书垛书堆挤到了房屋中央。书丛中的老人带着平和安详的笑容，眼神智睿宁静——正是我想象中的姿态。
出乎想象的是老人的谈吐。钟先生可是位非常健谈的老人，我在“健谈”前冠以“非常”二字，是因97老人不仅思绪开阔言词简洁，话语中且不时闪出哲理火花，殊为罕见！
《梦》是一册以儿童为中心的书，先生的谈论自然偏重于儿童少年。他说《梦》揭示了儿童艺术创造（书中有我国56个民族近300件儿童手工品彩照）天然地带有地区、民族色彩，这“色彩”正是形成民族固有文化的要素……他说只有保住民族固有的东西，在自己的根基上发展，才可能正确、有效地汲取和消化外来文化，不至成为外来文化的俘虏……他说应从儿童时代开始学习和欣赏民族固有文化，如此方能保住民族精神，保住民族的根本……
望着老人，听着老人的话语，我的脑海里又浮出了这样的两句话：一生供奉给“泥土文化”的这老者，或许是从泥土里汲取了生命长青的灵丹玉液？
“任何精美的书，都成倍地，无休止地向著作者索要他宝贵的时间。不怕花工夫，再写一本好书吧！”这是辞别钟府时先生对我说的话。我会永远地记着这话。
推算起来，钟先生诞生于光绪28年，是俄国佬割走我东三省的那年。三载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再过去六个春秋，辛亥革命革去了末代皇帝的龙袍龙椅……这些大雷大雨已消匿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他，这位跨越三朝的97老人依然步履安详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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